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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高尚的德行才是高人的灵魂。

中国素有“高人”之说，并把一些修行出色的和尚称为“高僧”，又把一些技艺高超、身手不凡的人称为“高手”或“武林高手”。即使在今天，如遇一陌生人发了一通与众不同的议论，便会称为“高论”，在众人犯难、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倘有人心生妙计，智慧地处理或化解了此事，便也会惊呼：“遇见高人了！”其实，古代所说的“高人”，非地位之高，官位之尊，亦非高人一等之意，自有其特殊的指向，对“高人”的理解、认知和命名，也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最初多指那些淡于名利，或能摆脱名利羁绊而不求仕进的人，如介之推不言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均被视为高人。又如《木兰辞》中花木兰替父从军，建立奇功，最后却说“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亦属此类。诚如左思《咏史》诗中所云：“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东晋书法家王羲之虽未建有战功，却出身王公贵族，弄个高官厚禄是个举手之劳的事，但他从不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两袖清风，潜心书法，俯仰天地，飘逸潇洒，也被视为高人，甚至有“书圣”之称。故苏东坡在《越州张中舍寿乐堂》一诗中曾说：“青山偃蹇如高人，时常不肯入官府。”后来人们发现，淡于名利，不求仕进固然是一种超然脱俗，与众不同的人生态度，具有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但在与山野田园相对应的庙堂之上，也有一些有境界、有智慧、有德行的人士，如诸葛亮、范仲淹、文天祥等同样赢得后人尊敬。于是，便把一些具有高境界、高智慧、高德行的人物，也都视为高人。这样，便把“高人”的范围从山中隐士扩大到了朝野之间和社会贤达之士。

说起高智慧，人们自然会想起吕尚、管仲、晏婴、张良、诸葛亮、刘伯温等。提起高德行，则有伊尹、石碏、鲍叔牙、屈原、苏武、羊祜诸贤。然高德与高智有同亦有不同，有高德者并非多有高智，有高智者并非多有高德。但有大德者多有大智，有大智者亦多有大德。如诸葛亮便集大智与大德于一身，可谓高智慧与高德行兼而有之的高人。然又不尽然。如范增为项羽设鸿门宴，周瑜为江东之利而欲除孔明，皆暗藏杀机，有智而未必有德。诸葛亮七擒孟获，仁至义尽，有智有德；借荆州而无还期，智有余而德不足。然与司马懿比较起来，二者同为《三国演义》中天花板级别的大智慧者，司马懿自然不如诸葛亮。二人斗智，你来我往，一招一式，互相欣赏，互有胜负，自不待言。若把德行放进来一起考量，那司马懿便要大打折扣了。二人智慧固然旗鼓相当，然司马懿终降一筹，空城计等自不必说，即使诸葛亮去世，死诸葛居然还能吓退活司马。至于德行，司马懿身为曹魏重臣，却窥视曹魏政权已久，行韬晦之计，佯病十年最终篡得曹魏大权。而诸葛亮面对弱智的刘阿斗，取而代之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分分秒秒的事，但他却始终牢记白帝城刘备托孤之事，“受命于危难之际”，一心一意辅佐刘禅，忠心耿耿复兴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者有如云泥之别。故诸葛亮赢得了“大汉一人”的美誉，而司马懿虽有高智慧，却因德行不足，终难列入“高人”行列。

时至今日，这个由高境界、高智慧、高德行组成的“三高”框架，似乎依然是衡量高人的标准。或以高境界为主，或以高智慧为主，或以高德行为主。其中尤以高德行为重。倘徒有境界而无德行，仅有智慧而无德行，都难成为高人。伟大高尚的德行才是高人的灵魂。（孙琴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