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零时，美国联邦政府时隔近七年再次陷入“停摆”。数十万联邦雇员将被迫无薪休假或停职，国家公园与博物馆可能闭门谢客，部分公共服务或将暂停、延迟。这并非偶然的政治意外，而是美国政治制度深层矛盾的集中爆发。
此次“停摆”的直接原因是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医保福利等问题上的分歧，两党在关键社会支出项目上互不相让，最终导致临时拨款法案难产。然而，将这场危机仅仅归咎于单一政策分歧是片面的。事实上，联邦政府的周期性“停摆”揭示了美国从权力分立走向权力对立，从程序正义异化为程序瘫痪的治理困境。当党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否决政治”成为常态，政府“停摆”便从例外变成了“新常态”。
无论是2013年因“奥巴马医改”引发的16天僵局，还是2018年底至2019年初因美墨边境墙资金问题导致的史上最长35天“停摆”，其核心逻辑都是一方试图利用政府关门的巨大社会经济代价来胁迫另一方在彼此关切的议题上作出让步。立法与行政部门不再将彼此视为共谋国是的治理伙伴，而是视为必须压制和否决的政治对手。预算审批这一本应检验政府治理能力的常规程序，彻底沦为党派斗争最激烈的角斗场。
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否决政治”概念精准诊断了这一困境。美国政治体系中过多的“否决点”，叠加日益严重的意识形态鸿沟，导致集体行动的成本急剧上升，最终造成政治瘫痪。其结果是，政治的首要目标不再是“我们该如何做得更好”，而是“如何确保对方一事无成”。在当前党争激化的政治环境下，妥协被视为背叛原则，强硬则被赞为对选民的忠诚。政府“停摆”正是这种“为反对而反对”的“否决政治”最直观且最具破坏性的体现。
